北京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学淼

变相的二次处罚涉嫌违法

　　交强险费率办法的出台，并没有将交强险的问题解决，而是放大了，交强险的浮动费率不仅与交通违章行为挂钩，竟然还与交通事故挂钩。在交强险保费高不高、有无暴利的问题争议很大的时候，又将费率浮动办法公布，很明显地将人们对保费高不高、有无暴利的质疑冲淡了，这好比用一个其他问题去掩盖另一个问题，转移了公众视线，这样就由声讨保费高、有暴利转移到了关注费率浮动办法是否合理上来。

　　对于交强险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的是保费高不高、有无暴利的问题，不应该被交强险费率浮动问题所转移重点，在交强险保费高不高、有无暴利的问题确定后，再谈费率应浮动多少才是合适的。交强险是车主与保险公司的一种合同协议，合同双方应该是平等的，保险公司出于规避风险，根据交通事故的多少来决定交强险浮动费率的高低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与违章行为挂钩是不对的，因为交通违章行为的处罚是由国家交通管理部门负责，一旦违章，该罚钱罚钱，该扣分扣分，这是一种强制的行政行为，保险公司或者保监会怎么可以管理和处罚车主的违章行为呢？而且违章车主已经受到了处罚。

       我国也规定了一事一罚，怎么可以进行二次处罚呢？这是一种变相的罚款，违背了一事一罚的原则，也有越权嫌疑。从立法的角度来讲，保监会根本没有权力，根据车主的违章行为授权保险公司增加收费，实行变相的处罚。所以违章行为与费率挂钩，是违法的。

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刘家辉

必须修改交强险制度

　　我国的交强险与国外交强险相比，其承保范围、赔偿原则、费率厘定等都有很大不同。而我国交强险与之相比，则存在着几大问题，那就是无责财产赔偿问题，保费过高保障过低问题，费率构成、厘定及决策程序不透明问题，救助基金加重投保人负担问题。

　　首先说说费过高保障过低问题。交强险的保费为：私家车每年为1050元；而商业三责险保费为5万元统一限额600元左右。交强险的保障为在6万元总的责任限额下，实行分项限额，具体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万元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。无责任的赔偿限额：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万元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600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400元。而北京地区的现状是，最高法院人身伤害司法解释颁布后，仅死亡赔偿金一项，北京地区的水平为40万元人民币。一旦出现死亡赔偿或重伤，交强险的赔偿根本无法达到“使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和医治，减少社会矛盾”的交强险制订目的，而如果是车主无责任，死亡赔偿则只有1万元，医疗费更是只有1600元，其保障目的就更显得可怜了。  
 
　　再来说说交强险的费率构成、厘定及决策程序不透明问题。交强险费率办法的制订未按行政许可法的规定，告知利害关系人陈述权、申辩权、享有听证权，未举听公开听证，未向社会公告费率厘定的所有数据信息，这些都是让车主不满的一大原因，因为车主们不知道这个与他们利益攸关的费率的制订，到底是是如何制订的。

　　另外，由于交强险引发的问题，也涉及到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这就是修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76条，去除交强险的财产赔偿责任，交强险仅限于对人身伤害的赔偿；第二是明确交通事故发生财产损失的按双方过错分别承担责任；第三就是修改交强险条例，明确交强险费率审批必须按法定程序向投保人发布公告召开听证会，破除行政价格垄断，除纯损失率外，借鉴日本和香港模式，其附加费率定价可以尝试市场竞争。

汽车媒体人士夏黎明

制订法规应符合民意

　　交强险的事情让人很气愤，现在我国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法规政策的出台，或者做什么事情，总喜欢找一些权威机构、专家，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。法律是给老百姓制订的，制订法律不听他们的声音，不征求他们的意见，这个法律政策有什么用？几个利益者在一起，由保险公司的专家弄出个草稿，由主管协会公布，即使说征求了各方意见，其实也只是少数人的意见，而作为受法规政策约束的老百姓，却没有表达出任何声音，那么这个法规就是有问题的。

　　法规也涉及一个理字，是公理，它也不能违背公理。如果多数的老百姓都支持，那么它就是符合公理的，就是正确的。对于交强险浮动费率，从本义上我是支持的，我觉得这个险的目的是避免一些人因为交通事故，造成有些人赔不起，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的问题，这个是好事。但是，其中的一些例如无责赔偿的问题，则需要探讨。我认为，无责赔偿可以实行，但是不应由无责车主来赔，而是有责一方直接去找保险公司索赔，这种方式与先由无责车主赔偿，无责车主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有些本来是市场该管的事，政府不应动不动就制订个法规，让百姓去遵守，更应该看看这个法规制订的是否符合民意。